狼似虎的军人。

而这愤怒来自于亲眼目睹中共军队毫无人性的屠杀行为。

死亡人员中，有大学教师、科技人员、机关干部、工人、个体户，还有退休职工、中学生甚至于小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9岁。

据说有7岁女孩被打死，待考证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北京顺城根小学三年级学生、9岁的吕鹏胸部中弹，当场死亡。

在民族宫附近，清华大学化工系应届毕业生段昌隆被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杀！在西单，国贸中心外事服务专业学校毕业生张瑾于6月4日凌晨零点10分头部中弹，命丧黄泉。

在六部口，待业青年赵龙左胸连中三枪，倒地身亡。

在南长街南口，北京市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头部中弹，因戒严部队不准救护队抢救而夭亡。

从死亡人员的职业和年龄分布的情况看，他们都是无辜的。

如铁道部值班调度在办公室被打死，军事博物馆对面一家单位院子里面有三人被打死，或在家里，或在院内离院大门100多米处被射杀。

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并没有止于6月4日。

6月5日凌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采编专业应届毕业生钱辉在学校门外突遭坦克机枪扫射，身中两弹，很快死去。

6月5日早上6点40分左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彭军在朝阳区东大桥附近身中两弹，送朝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6月5日上午，北京某厂31岁女职工下夜班，在五棵松附近被装甲车活活撞死。

6月6日深夜，复兴门外大街南礼士路路口，中国建筑技术研究中心《村镇建设》杂志编辑安基身中两弹，其中一弹从后背斜穿胸部，于6月7日凌晨4点左右死于儿童医院；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杨子平胸部中弹，送复兴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华北物资站职工王争胜中弹后被送往复兴医院，6月7日晨停止呼吸；杨子平的哥哥杨子明左腿连中两弹，送复兴医院做第一次手术，同年10月在北大医院做第二次手术，落下终身残疾。

王争胜的哥哥王争强腹部中弹，送复兴医院抢救保住了生命。

各地抗暴中共军队向学生和市民开枪的消息后的消息传开后，中国内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汉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广州市等城市都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并且持续数天，但都被中共镇压并有死人的。

成都是最突出的：6月4日上午，成都市民冒着危险又一次走上街头，打出横幅声讨“六四屠杀”。

成都天府广场上，警方动用了催泪瓦斯，并用警棍殴打示威者，抗议者们投掷铺路的石块回击。

大批抗议者被打伤，被抓捕的示威者被用铁棒打死，并污蔑为暴徒。

美国外交官员当时对《纽约时报》称，当天有多达100名重伤者被抬出天府广场。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调查，在6月5日时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丧生。

其中成都市当地部队使用震撼手榴弹、警棍、刺刀和电击棒攻击平民，而当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医院不能接受学生或者是提供救护车服务。

中共当局玩文字游戏中共政府在89年6月6日召开的新闻发表会上，军事发言人张工坚持表示并无民众于天安门广场上遭到枪杀，军队亦没有使用坦克辗压在广场的民众。

戒严部队副指挥迟浩田，在1996年访问美国时坚持强调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人死亡。

这不过是中共当局玩文字游戏。

中共把焦点集中在天安门广场本身，对没有看到现场和对北京街道不熟悉的中国人中散布质疑西方报导六四屠杀真实性。

首先，就算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那么离广场几百米远的六部口，中共军队的坦克突击队快速追着碾轧学生队伍。

造成11人遇难，多人伤重致残。

中共党卫军队从西边公主坟沿长安街杀过来，一直杀到广场，一路上都有人被杀死。

故即使天安门没有发生屠杀，但北京发生了大屠杀。

其次，对天安门广场上是否发生血案还是不能够确定。

柴玲表示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后辗压帐篷，并杀害坚持不肯离去的学生；一些从广场撤离的学生表示：装甲车碾碎广场上的学生帐篷时从帐篷里传出一片骇人的惨叫声……，还有群众因待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而遭到杀害。

再次，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后，一度停过一段时间电，又火光冲天，军方出动直升机往来于天安门广场，它们焚烧的是什么，运走的又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帐篷？还是毁尸灭迹。

六四后的cctv台播报的新闻中可清楚地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还有的血迹。

数年后，环卫工人在广场掏下水道时，还发现焚化过人的骨头。

最后，中共试图掩盖广场发生的真相，为了消灭罪证，六四之后一年多天安门广场都由军人把守，禁止入内。

一年多之后，共产党相信罪证已消灭干净了，才开放天安门广场。

开放后，在纪念碑的基座上，仍能辨认出被堵上的枪眼。

秋后算账4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以后，中共政府开始对参与89民运的学生、知识份子、工人领导者的逮捕镇压。

大搜捕行动中，大批的民众被捕，由中共戒严部队主导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滥用暴力的情况，滥捕、毒打事件层出不穷，对被捕者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枪托、木棒予以毒打，导致不少被捕者死亡或伤残。

全国约有两万人被捕，并被当成“暴徒”草草审判、处以重刑甚至极刑。

其中15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判刑，70多人被判死刑和死缓，在北京市至少有10名市民被以“反革命暴徒”罪名公开执行枪决。

部分学生领袖和知识份子被投入监狱。

更多的学生领袖和参与民运的著名知识份子则在有良知的中国老百姓的掩护和海外人士的“黄雀行动”策应下，辗转逃离中国大陆，流亡海外。

中共对杀戮百姓者